飞盘不只是玩具，也是门小而美的生意
编辑：admin 日期：2021-05-16 15:34:24 / 人气：
1948年，世界上第一块飞盘由美国人弗瑞德·莫瑞森（Fred Morrison）发明。18年后，第一块职业飞盘诞生，设计师是Ed Headrick，他将自己的设计卖给Wham-O公司，后者现在已成美国知名的青少年户外运动公司。
Headrick随后在1967年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飞盘组织——国际飞盘协会（IFA），IFA经过变革，最终成了如今国际奥委会（IOC）承认的世界飞盘联合会（WFDF）。
上世纪70年代，飞盘运动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流行开来，各国纷纷成立飞盘协会。
飞盘运动发展至今，世界上有十多种衍生玩法，如同球类运动，每种细分飞盘运动都有各自的规则，自成一派。
“可以在小时候玩躲避飞盘，年轻时玩团队飞盘，再年长一些可以玩掷准飞盘，飞盘自带吸引各个年龄段人的属性，同时打通了运动的年龄壁垒，”杭州飞盘文化的培训主管郑淳告诉懒熊体育。
大多数中国人一提起飞盘，首先想到的是和狗狗互动的工具，或者是小朋友们的玩具。但其实，飞盘作为一项运动已经在中国发展20来年。
如今，国内主要流行三种玩法：极限飞盘，又称团队飞盘（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的规范用法）（Ultimate）；飞盘高尔夫，又称掷准飞盘（Disc Golf）；还有一种在中小学较为流行的躲避飞盘（Dodgebee）。
飞盘作为一项运动“飞”来中国是在20世纪末。时逢中国要加入WTO，大量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公司开拓东方市场，而飞盘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外企员工带来中国。
01
跟着外教“飞”到中国
飞盘最初应该是“落”在了上海。
上海极限飞盘社团（SUPA, Shanghai Ultimate Plyaers Association）的副主席Pan介绍，中国最有历史底蕴、关注度最高的俱乐部飞盘赛事——上海公开赛，创办于1999年，当年只有三四支队伍参加比赛。上海的飞盘俱乐部沪蛙（Huwa）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北京极限飞盘公众号主理人“坤哥”告诉懒熊体育：“2000年初，你能在草坪上看到好多外国人一起玩飞盘，他们后来成立了个俱乐部叫大哥队（Big Brother）。我最开始是觉得新鲜，2007年回北京以后，他们就开始带着我一起玩。后来我自己也搞了个中国人的俱乐部。”
2001年，飞盘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加入世界运动会（World Games）。同时期的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开始慢慢形成定期的飞盘俱乐部活动。除此之外，部分沿海高校，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等因引入外籍教师，陆续创立了大学生的飞盘社团。
在大哥和沪蛙为主导的俱乐部以及其他飞盘爱好者的带动下，我国的飞盘运动逐渐形成了环渤海地带、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个起源地和聚集地。越来越多的国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翼鲲飞盘的联合创始人徐颖峰就是其中之一。
2004年，徐颖峰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商学院就读。“我在进入学校前，根本不知道飞盘是项运动。”徐颖峰对懒熊体育说，“作为国内首批中外办学的高校，诺丁汉当时引入了大量的外籍教师。很多外教喜欢玩飞盘，他们晚上会带着我们玩，后来还成立了飞盘社团，外教还带着我们去上海参加飞盘比赛，赛场上，我们是比赛中为二的全华班，另一支是中欧商学院的飞盘队。”
2006年，艾克飞盘的两个创始人郑淦和王念飞在国外留学朋友的介绍下了解到飞盘运动，并和朋友们成立了深圳最早的“鹏”飞盘俱乐部，后来还一起去香港看了一场国际飞盘比赛。
“当时觉得极限飞盘是一个非常酷的运动，比赛极具观赏性。”王念飞告诉懒熊体育，“另一方面，飞盘赛事没有裁判，但是比赛可以非常有序地进行，选手都互相尊重。”
这个氛围吸引了王念飞，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教育意义，也颠覆了他对于篮球、足球等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认识，于是，他和伙伴们一致认为值得在国内推广飞盘运动。
飞盘运动的精神：了解规则、避免身体接触、享受比赛、公平公正、尊重交流。
02
从舶来品到中国造
2006年的国际飞盘比赛在王念飞心里埋下了飞盘念想，“当年，国内还没有正经的极限飞盘制造公司，多是玩具厂商做的玩具飞盘。当时玩得飞盘主要靠朋友从国外带回来，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早期的淘宝，但因为商家良莠不齐，我们始终买不到好盘。”如此，他们决定自主研发。
说做就做，寻找到亲友的工厂支持后，郑淦一头扎入了飞盘产品的研发工作，2007年注册X-COM商标，投入飞盘的研发工作。
别看一个小塑料盘，背后有大门道，王念飞介绍：“飞盘是一个非常讲求手感的用品，我们最开始研发出来就先送给外国人玩，他们刚摸了就直接说不行，这对我们打击还挺大，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在持续研发，每次研发出新产品就送给他们玩，让他们给我们反馈。”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国人对于运动的热情急速攀升。彼时，翼鲲和艾克都意识到，如果想让更多人一起参与这项运动，一定要先造中国自己的飞盘。
“因为家里都是做生意的，我们也都很喜欢飞盘运动，想要推动这项运动发展，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飞盘，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先拿出好产品。”徐颖峰说。
同年，徐颖峰辞去银行工作，和诺丁汉的同学一起创立翼鲲飞盘，“我们都是商学院出来的，尽管热爱，但其实我们并不太懂体育。”从最开始飞盘研发，到通过多项国际的飞盘认证，这条路翼鲲走了7年。
时至今日，翼鲲飞盘的产品已经销往世界50多个国家，2020年的营收达到2000万。“现在，我们70%的业务都是在海外，国内的市场潜力很大。”徐颖峰说。
距离宁波1349公里外的深圳，王念飞也一直在探索极限飞盘的制造，但始终没有很大的进展。2012年，他作为“深圳公开赛”的组委会成员，想要好好办一场飞盘比赛，当时他们邀请到当地龙岗区政府的领导来参加，办赛后也得到了领导、参赛选手和赞助商等地多方赞扬。
这种反馈让王念飞意识到，是时候在飞盘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了，这样才可以让这项运动得到更快发展。
于是在2012年，王念飞和他的伙伴决定辞职，4个人开始全职做起飞盘制造和培训的生意。
全职工作给了艾克团队更多时间去拓展飞盘相关的业务，创立艾克飞盘的同时也创建了“飞盘教室”的网站，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更简单的方式了解飞盘规则、学习飞盘知识，降低人们对该陌生运动的认知门槛。2016年，艾克飞盘通过WFDF比赛用盘的标准认证，产品也远销海外。
03
培训、赛事和团建
新兴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教练的支持和推动。一飞盘从业者向懒熊体育透露，全国全职的飞盘工作人员不足100位，其中翼鲲和艾克占了一半，“我们有在全国各个城市将飞盘引入中小学的计划，可在很多地区连懂飞盘的教练都没有。”
飞盘运动的小众属性，熟悉和了解规则的人数非常有限，而全职推动项目发展的人少，导致教练员数量也难以迅速扩展，这已成为限制飞盘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4年，艾克与北京体育大学合作开展全国学校教师飞盘运动培训班，开始将飞盘运动带入全国各地校园。两年后，考虑在培训和赛事业务细分赛道的重要性，王念飞成立深圳乐奥体育，并在深圳摸索校园飞盘和青训模式。
截至2020年底，他们累计培养了超500名飞盘教练员。2020年疫情期间，他们在全国开展了8站教练员培训，培养了100余名学员。
“我们想构建一个健康的飞盘运动体系，从中小学开始参与，大学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城市，将飞盘带到各个高校，从而去挖掘大学生的飞盘爱好者，同时从小打好根基，也会让运动员们未来在U20、U24的世青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王念飞说。
因为极限飞盘的材质过硬，很难在低龄段推广，他们2017年从日本引入了躲避盘（Dogebee）——飞盘与躲避球结合的运动。此种运动的飞盘材质为海绵，孩子们不易受伤。
截至3月，乐奥在4个年龄段已培养200余名学生，教育培训今年为乐奥带来了约30万的营收。“教育培训方面，其实疫情影响不太大。尽管中间停过一些课，但随着疫情好转，我们的学员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王念飞透露。
据王念飞介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厦门等城市都开始有飞盘进校园的课题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他们都想要点新东西，所以越来越多体育老师开始找过来。”目前在深圳开展飞盘运动的学校已有40多所。
为了更好的推广飞盘运动，徐颖峰与创始团队在2019年成立了杭州飞盘文化，在2020年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授予的“独家飞盘运动项目推广合作单位”称号，并承担在全国推广飞盘运动的工作。
同年，杭州飞盘文化开设了33期线上飞盘教练员培训，培训费用为900元/人，有600余名教练员参与并获得初级飞盘教练员证书。相比起足球D级教练2500元的培训费，飞盘运动希望能用低门槛的价格，吸引更多对飞盘感兴趣的人参与其中。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18年联合发布的《体育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2020年)》（下称《指南》）。近期，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以《指南》为指导，起草了国家飞盘运动标准化的相关文件。致力于通过制定飞盘运动标准体系，促进飞盘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所有运动来说，赛事作为是其向外宣传和展示的核心。如何打造一款高质量的IP，让飞盘运动打破自己的“小圈层”，走入主流人群的视野，成为横亘在飞盘运动传播面前的一道难题。
城市赛事方面，作为中国飞盘选手关注度最高、历史最悠久的上海公开赛（SHO）截至去年已经举办22届。尽管如此，赛事整体的商业化程度还是比较低。
2020年，尽管排除万难举办了比赛，但也仅收获了极限运动资讯平台RENextop这一席赞助商。“我们还是主要靠比赛的报名费来保持收支平衡，赞助商不会提供资金支持，只是为我们的赛事提供奖品。”Pan向懒熊体育介绍。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上海公开赛设公开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前者不限制组队男女人数，后者则为纯女生队伍。两个组别分别有16和10支队伍报名，以每支队伍至少7人参赛来看，至少有182名选手参与了本届赛事。在报名费方面，工作人士是600元/人，学生是400元/人，费用包含选手周末两天的餐饮以及周六晚间派对门票。
“我们鼓励更多观众来看，所以赛事是不向观众收取门票费用。“Pan说，“不论是SUPA还是SHO，所有成员都是因为热爱飞盘才兼职做这些事情。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也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商业化上面，但我们也非常期待更多赞助商的关注。”
除了SHO，北京、天津、武汉、厦门、广州、深圳等飞盘人口较多的城市，也会举办城市俱乐部间的飞盘比赛，但与SHO境况相似，其他城市的赛事主要是以飞盘爱好者们自发组织，报名费也就和办赛成本（主要是场地租赁和赛事运营）持平，“前几年可能都入不敷出，最近还好，”一位曾举办过城市赛的人告诉懒熊体育。
相比城市赛的拮据，2019年，飞盘文化运营了WFDF亚洲大洋洲飞盘国际锦标赛，这是国际飞盘赛事在中国的首次落地。
2019年7月，赛事在上海卢湾体育中心开赛，共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31支队伍、近600名队员参赛，该赛事收获了浦发信用卡、农夫山泉等多位赞助商。
组委会成员向懒熊体育介绍，该赛事的赞助收入达到七位数。为了增加人们对于飞盘运动的认知，组委会拿出大部分收入用在了媒体投放上。
在国际赛事方面，自2010年起，中国飞盘国家队已经参加了2010年捷克世俱赛、2012日本世锦赛、2014意大利世俱赛、2016英国世锦赛、2018年美国世俱赛等多项国际飞盘赛事。
截至2019年11月25日，中国在世界飞盘联合会积分位列第32位。2025年在成都举办的世界运动会中，极限飞盘作为比赛项目，中国飞盘国家队也会再次出征。
另外在大学生赛事方面，从2015年开始，中国大学生飞盘联合会（CUUA）开始举办中国大学生飞盘联赛，极大的促进了大学间的飞盘文化交流。
相比起培训和赛事的向好，飞盘团建似乎并不明朗。
飞盘圈曾经盛传一张马云手拿飞盘的图，从业者们以为飞盘可以蹭马云的流量火一把，结果没有，微博话题点击量都不过几百；2020年上映的电影《紧急救援》，听闻里面有彭于晏玩沙滩飞盘的场景，许多飞盘爱好者及从业者当作行业利好去看片，走进影院才发现，镜头也就几秒，自然没能破圈。
没想到因为疫情，反倒让飞盘破了个小圈，这次是因为团建。
飞盘因其自带“多人运动”属性，可以让很多人一起玩且不易受伤，加之其户外属性，使得很多营地老板开始主动推广，不少大型企业负责团建的部门对飞盘运动抛来了橄榄枝。
据郑淳介绍：“我们更多是以指导和运营项目，团建方面我们在27个城市做过团建拓展的分享会，主要是参与和推广，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会在企业内部成立社团。”2020年团建业务收入占飞盘文化总收入的7-8%。
在王念飞看来，尽管也做团建业务，但他个人认为虽然团建业务拓宽了人们对于飞盘的认知，但这个业务并不会为飞盘运动的发展带来太多转化，“因为这些通过团建尝试飞盘的人，很难转化成真正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他们可能最多就是回家在网上买一块盘。”一位资深团建业务的老板也向懒熊体育吐槽，确实如此，团建就像一阵风，吹过去就过去了。
04
飞盘入奥静待2028
飞盘的未来，大抵是不用太过操心的。不论是飞盘进入中小学，还是日见增多的大学飞盘社团，都从侧面可以看出，中国的飞盘人口在与日俱增。
江山代有才人出，2020年，同济大学飞盘社团的三名管理者，开设了一个叫“盘圈圈”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建立对飞盘的认知，还通过播客的形式邀请中国飞盘比较有代表的选手，一同分享属于他们的飞盘故事。
除了中国的飞盘爱好者在做飞盘文化传播，B站上一位叫“飞盘队长”的Up主从2017年开始就搬运YouTube和Ins的飞盘相关视频，先后上传了254个视频，累计播放量17.9万。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视频搬运自“美国队长飞盘课”，收获了1.3万点击量，视频中一个美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讲解飞盘的基本玩法。
美国队长飞盘课创始人Matt Sheehan。
视频里的美国小哥Matt，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政治系、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飞盘爱好者，因为美国几乎每所中学都有自己的飞盘队，他就是从那个时候接触到的飞盘。
2008年，他通过夏令营首次来到中国，当时感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就暗下决心想着毕业以后来中国。2010年毕业后，先来到西安，当时在工作之余还教小孩子玩飞盘，同时加入了“西安肉夹馍”飞盘俱乐部，一年后搬到北京，作为自由撰稿人为Vice、Bloomberg等媒体供稿，也加入了北京大哥队。
“我每次到新的城市旅游或生活，我第一要做的事儿就是找本地的飞盘队伍，虽然飞盘这几年来发展得很快，但我觉得玩飞盘的人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圈子，总是友好地欢迎新人到来。”Matt向懒熊记者表示。
因为疫情，Matt自2020年初就没再回到中国，但是他受到乒乓外交的启发，最近开始筹备以飞盘为核心的新项目。
飞盘运动在中国的参与者在逐年上升，一方面，以飞盘制造商为代表的公司在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 “飞盘精神”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等来加大飞盘运动的声量。他们都希望看到的，是飞盘入奥。
看到滑板、冲浪等小众项目入奥以后获得更多关注，愈来愈多的飞盘人也有了类似的梦想。从国际奥委会颁布的《2020年奥运会议程》来看，更聚焦年轻人、更加融入城市、注重性别平等是奥运改革的方向。
而作为拥有男女混赛的极限飞盘运动来说，恰好顺应了奥运会的改革方向，这从2020和2024两届奥运会新项目竞选飞盘都进入了最后一轮可以得到验证，无奈最后都因场地因素未能入席。
下一个节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对于新增项目，每届奥运会举办前2到4年，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组织以及主办城市会组织共同商议，奥运会对新增项目有自己的两条“铁律”：其一，不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比赛场馆；其二，不增加运动员参赛名额，很多项目都是倒在了这两道门槛之前。
从2020年棒垒球项目重回奥运赛场就可以看出，能被加入奥运会的新运动项目受到举办国影响较大。
由此可见，美国作为飞盘运动的诞生地，不论是场馆优势还是东道主意愿，都会大幅增加飞盘“飞”进奥运会的可能性。
“其实在我看来，我真不知道飞盘在中国会不会火起来，”已在北京运营6年Pick Up飞盘活动的坤哥感叹，“说火吧，的确最近有不少人来找我说想定飞盘场地，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来的。但你说他不火吧，因为你看北京飞盘活动的参与情况，就是一波一波的，大概3年一个周期，你老看不到下一批人在哪儿，但你愁的时候呢，他们自然就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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